習近平的儒生氣質，最直接的表現是善于立言："為追思焦裕祿而填詞，為表達擁軍情義而作七律，勤奮地寫下大量反映個人思考的專欄著述，甚至還有“記得住鄉愁”這樣詩意的語言寫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公報。"

從他的個人經歷、執政風格到文章思想，修齊治平、三不朽、“橫渠四句”等儒家經典的使命追求，處處可見。
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家，像習近平這樣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置于人類共有精神財富的坐標系中，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義，“智慧光芒穿透歷史，思想價值跨越時空，歷久彌新，成為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是不多見的。
更重要的是，他并未止步于文化態度上的致敬，在其執政實踐中更是自覺地把中華歷史文化精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緊密對接，在中國夢以及內政外交各個方面，都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作"根"與"魂"。
習近平也講“揚棄”，但不同之處在于，傳統文化更進一步說儒家文化，對于他而言并不是散發著陳腐氣息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過現代化創造，煥發強大能量、推動民族復興的獨特“戰略資源”。 
事實上，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和創新能力，選擇傳統文化作為戰略資源，風險并不小。
一個日益強烈的共識是，中國社會正面臨文化危機，文化內涵的空洞化，讓迅速積累的物質財富猶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越容易崩塌。
中華民族正在不知不覺中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而這種危機的根由，遠可溯及鴉片戰爭擊碎天朝的自洽幻景，近可論至改革開放后西方價值觀對人民信仰的沖擊。
一段時間以來，電視劇熱播宮廷斗爭、爾虞我詐，官場、諜戰、職場、家斗也是常演不衰的題材，折射著犬儒主義盛行、人際關系惡化、社會誠信缺失的現實，顯規則被棄置一旁，“潛規則”卻大行其道；
圈子盛行，彼此謀利，參與其中的人都希求在制度之外找到獲取資源的渠道；
不勞而獲、一夜暴富被仰慕推崇，毒奶粉、毒大米、地溝油、瘦肉精頻頻出現，更可怕的是不少人正逐漸對此見怪不怪、麻木不仁；
山寨文化幾乎成為“中國標簽”，各個領域仿冒成風，這些人非但不以為恥，反而認為能賺快錢就是英雄；
盲目從眾事件時有發生，理性的思考和表達卻少有人傾聽。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國學熱”，似乎讓人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各種“文化明星”名利雙收，漢服、唐裝招搖過市，大典、儀仗隆重登場。但很快就有人批評這種熱潮淺薄片面，只求功利實用。
當代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中國結”“功夫”“舌尖”等符號化的平面維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卻少有耐得住寂寞的關注與追求。
政治學者鄭永年曾評論說，今天的中國，很多人“既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中國，就是拿著一些工具性的東西在那叫嚷”。
還有學者舉出土耳其舍棄伊斯蘭文明卻又難以被西方文明認可的文化困境，援引亨廷頓的觀點警示人們：這種不愿意認同自己原有文明屬性，又無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狀態，必然會在全民族形成一種文明上、精神上無所歸宿的極端沮喪感。
這就是習近平這一代中國領導者面臨的嚴峻現實。特別是在新世紀之后，面向“民族復興”的目標，文化重建的呼聲更為強烈。

喚醒傳統文化之魅，又賦予其現代化之魂
傳統文化被視作救世良方，但從另一面看，有“國學熱”一地雞毛的前車之鑒，如何從儒家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正能量，亦是嚴峻挑戰。

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圓融、自足，是一個“超循環”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蔓延打破了這種“超循環”，進而使中國傳統文化無法抵御帝國主義挾持著達爾文主義和叢林規則的侵略。
在這種境況下，傳統文化被救亡圖存時期的主流知識分子拋棄，而其后的文化封閉又讓斷裂的傳統文化缺乏更新的機會。
著名學者杜維明曾撰文說：“過去我們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們把官員貪污腐敗、民眾貧窮愚鈍、新舊極權主義、錯過了工業革命、沒能建立民主人權法治社會、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等等，都歸結于傳統之惡劣。
我們拿幾千年積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歐美文化中的優質部分作比較，把責任歸結到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與倫理身上，這顯然有失公允。”
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也說，在對待孔子與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人們的態度形成明顯的兩極還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不少人將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腐朽，強化和放大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認識。
于是在20世紀的一個時期內，中國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傳統文化。
習近平面對的難題是，不能使中國成為文化的流浪兒、精神的乞食者，因此必須喚醒中國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同時又賦予其現代化的靈魂。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說，“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同時他也強調，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
他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強大的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作解決人類共同難題的思想庫。
他舉出了可以古為今用的15種優秀古代思想：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大同世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為政以德、政者正也；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仁者愛人、以德立人；以誠待人、講信修睦；清廉從政、勤勉奉公；儉約自守、力戒奢華；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

杜維明認為，21世紀的中國更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學”。他的期待是，儒學要面向整個世界——儒學第一期是從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識發端，經歷數百年成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國文化的主流；第二期從中國文化發展到東亞文明；
未來儒學的第三期發展，要真正成長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
“而這就要看儒學能否對整個西方文明、尤其是從啟蒙以來的‘啟蒙心態’作出回應，并進而能否給人類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東西”這恐怕不僅是一個學術研究者的期待，也是中國成為大國的文化使命與必然路徑。

中國夢不是空想，因為“其夢有根”
習近平善于援引中國傳統經典的表達特點廣為人知，人民日報社專門編寫了26萬字的《習近平用典》一書，搜集了過去27年間習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講話中使用頻率高、能體現其治國理政理念的135則典故，每一則都以“三條微博”的文字量詳細解讀。
人民日報社社長楊振武談及編纂這本書的緣起時說，習近平用典，“常常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不斷激活優秀傳統文化，賦予鮮活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不僅是在表述中用典，習近平更是在治國理政的框架構設中，將傳統文化精華作為重要思想源泉。“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
他提出的“中國夢”這一重要概念，正是以豐富的中華歷史文化精華為基礎的。
中國夢首先根植于“中國特色”。從習近平在各個場合一系列闡述可知，外界與其關注“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色彩，不如將之視作中華歷史文化精華與當代中國結合的產物。
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特別強調，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做到“四個講清楚”：
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
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這種思路，瞬間拉長了“中國特色”的時間之軸，并將之接入深邃的中國文化之池。
不僅如此。
2000多年前，孔子在竹簡上寫下“君子和而不同”。
2000多年后，習近平向全世界給出中國夢的解釋：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同時他也延續“和而不同”精神，將中國夢與各國各民族之夢對接。
有學者將中國夢與“美國夢”“歐洲夢”相比較，視之為一種“后發的、復興的、彰顯包容精神的新文明模式”。
更有研究者認為，人類正面臨“三大矛盾的加劇”：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平等；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嚴重；人的各種功能、需求之間越來越不平衡，人日益成為“單向度”的消費機器。
而中國夢將不僅使占整個世界人口1/5的中國人安居樂業、富裕幸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將為人類文明走出困境開辟出一條新路，創造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中國夢’不會滿足于‘獨善其身’，還要‘兼濟天下’；‘中國夢’不是關門做自己的‘小夢’，而是做‘開放、包容、共贏、合作’的‘大夢’。”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樣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固有根本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在與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就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
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
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倡導覆蓋全社會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中國各地街頭的宣傳欄上處處可見。
在習近平看來，無論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或是制度自信，最根本是文化自信，“要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精氣神”。
而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獨特創造、價值理念梳理清晰，能夠增強民眾的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他用詩意的語言要求重整民族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

首次在黨內全面系統地要求領導干部學習傳統文化
習近平對于傳統文化資源的重視與汲取，成為很多學者的研究對象。
人們發現，他強調的生態文明、以民為本、依法治國、解放思想、重整政府與市場關系等治國理念，都可以上溯至中華傳統文化思想。
北京大學一位學者撰文分析了習近平治國理念在歷史、典籍中的淵源。
比如生態文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可與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相接。老子思想是人類社會最早的可持續發展觀，同時也倡導個人生活要自然而然，以樸素為美，以簡約為美。
比如以民為本，習近平曾在“之江新語”專欄連寫三篇文章談“為民辦實事”，并援引《孟子》中的“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決策部署中以民為本的基調更為突出。而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豐富的資源。
比如依法治國，可追溯至法家的法治思想，如商鞅的以法治國、刑無等級、法官獨立、法治而不是權治、法大而不是權大、統治者和官員必須首先守法等。習近平也曾引用法家經典來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限政府”的思想，習近平在擔任福建省省長時就已提出。任浙江省委書記后，他又多次引用老子的思想，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還曾向浙江的專家學者請教如何理解道家提出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些都與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相通。
事實上，《老子》一書據稱是世界上被翻譯成外國文本最多的著作，其“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思想，被一些西方思想家認為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思想之源。
再如外交理念，習近平將儒家的和為貴、考慮他者利益等觀念用于中國的對外政策中，提出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觀。尤其是在國家利益上，更是直接引用中華歷史文化精華中的“義利觀”，提出了新的國家利益觀。
習近平對外部世界宣講最多的理念之一就是“和平”，并經常會以儒家思想作為論據支持。比如“協和萬邦”“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國雖大，好戰必亡”等，告訴世界這些“今天依然是中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理念”。
中華傳統文化思想作為執政理念的重要源泉，領導干部深入學習必不可少。
有學者分析，習近平首次在中共黨內全面系統地要求領導干部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此作為加強領導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手段。
2015年6月，國家行政學院編輯出版了首套共11冊的領導干部國學教材，包含修身之道、處世之道、用人之道、治兵之道、廉政之道、執法之道、天人之道等，計劃在全國行政學院系統對現任各級行政干部進行傳統文化輪訓。  
早在2008年，習近平剛剛就任中央黨校校長不久，就在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提出：“各級領導干部都應當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不斷提高慎權、慎獨、慎微、慎友的自覺性。”
在中央黨校2011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他也說到，領導干部不管處在哪個層次和崗位，都應該讀點歷史。
習近平還特別強調“家風”“家庭熏陶”。2015年春節前，他在春節團拜會上說，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習近平在這個全球華人最重要的傳統佳節前講這番話，雖言辭溫和，但震撼力極強。
有媒體評價說，這是“把每個人的‘小家’提到和國、天下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建立“健康而強大的價值觀”的勉勵性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