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觀是古今、中西社會最重要的倫理之一，但是理論形態不盡相同。儒家也有正義倫理。但是，儒家的正義倫理，不同于通常所說的西方的社會規范倫理。所謂社會規范倫理，是建立在外在的社會規范之上，而儒家倫理是建立在人的內在德性之上，因而稱之為德性倫理。雖然如此，它同樣具有客觀普遍性，在社會實踐中能起規范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廣義的規范倫理。 在中國哲學史上，有一場著名的辯論，即孟子與告子關于“義內”與“義外”之辯。他們之間的分歧，并不是對義的客觀性、普遍性有分歧，而是辯論這樣一個問題：義究竟出自人的內在德性還是外在的社會法則？這實際上是倫理的道德前提的問題，直接涉及對人性的看法。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或是無善無惡的？抑或是善惡混雜、有善有惡的？這是先秦爭論最激烈的一個問題。孟子之后，儒家主流派選擇了性善論，以此作為儒家倫理的人性基礎。
當然，與性善論傳統并存的還有性惡論及其相應的正義觀。按照性惡論的說法，正義原則是與社會的禮聯系在一起的，稱之為“禮義”。禮是社會制度及規范，是客觀的，正義就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公正原則，人人必須遵守。禮是有等級的，不同的人處在不同的社會地位，所謂正義就是在社會等級之上維持一種基本的公平。荀子說：“公平者，職之衡也。”（《荀子×王制》）公平是衡量官職的標準，因此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要公平。只有“刑政平”，才能“百姓和”（同上）比如減輕田稅、平攤關稅、減少力役（《荀子×富國》）等等，都是公平的措施，為的是維持社會的和諧。
性善、性惡的問題，只是一個理論前提的問題，也是一個信念的問題，若從存在的意義上說，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據，但是無從證實。這同西方倫理學正義倫理從某種假設出發是相同的。重要的是對正義本身的理解、論述和應用，在這一方面，無論性惡論還是性善論，都有共同的理性原則。
儒家有“四德”（即仁、義、禮、智）或“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之說，代表儒學的核心價值。其中，仁是“全德”，其他三德或四常是仁在不同方面的應用和表現。其中的義，便是儒家的正義觀。義本來指人的內在德性，來自“羞惡之心”，即羞恥感，這是人人具有的，其人性則稱為義理之性；其在社會行為中的表現，則為倫理關系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即正義原則。構成五倫中的一倫。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看，這種文化可稱之為恥感文化，與西方的罪感文化（原罪感）有所不同。用哲學的語言表述，可說這是一種自律倫理，而非他律倫理。
“義者宜也。”（《中庸》）“宜”是適宜、適當的意思，其價值意義就是“應當”，是說，人應當如此行為、如此做事。義的實質，就是人所應當遵循的行為準則，即正義原則。孟子將其比喻為“人路”，即行走時所應當遵循的道路。這是一條唯一正確之路，也是正義之路，因此又說：“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既是正確之路、正義之路，就是人人都應當遵行的。否則，社會就會亂套，陷入無序狀態，人性也會被扭曲。
但是，義并不是一個空洞的道德律令和倫理法則，義是有實際內容的。其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處理社會的利益關系，因而是與利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所謂的“義利之辯”。義利之辯是要解決義和利的關系，不是將二者分開，所謂正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吨芤�×乾卦文言》說：“利者，義之和也。”這里所說的“利”是“利用厚生”（《尚書×大禹談》）之利，即實際利益。所謂“利者義之和”，是說利益關系是正義原則的實質內容，同時又是建立在正義原則之上的，也就是說，正義原則是處理利益關系的根本原則。“和”是和順之義，指利益關系只有在義的調節下，使其和順，才是正當利益。這正是義的實質所在。
因此，義和利并不是完全對立的，不是有利則無義，有義則無利，不是義，便是利，如同水火。正好相反，無利則無所謂義，無義則利無所適從。有人認為，儒家只要義而不要利，提倡義而反對利，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儒家所主張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正當利益，絕不是反對利。有人將義與利對立起來，“非此即彼”，這是不對的。問題不在于要不要利，而在于什么樣的利？如何獲得利？這才是義的意義所在。儒家一貫主張，義是解決利益關系問題的根本原則，因此離不開利，不是在利之外，另有一個與之對立的義。理學家被認為嚴于“義利之辯”，但是，程頤講得很清楚，他說：“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天下只是一個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后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河南程氏遺書》卷18，《二程集》，P215，中華書局。1981年）所謂“拔本塞源”，是說義是利的根本，一定要守住這個根本。只要守住這個根本，則不言利而利在其中。孟子不言利，并不是取消利，而是正義指導下的利，因此與《周易》“所言一般”。但是，如果只講利而不講義，則容易出弊端。朱熹也說：“利，誰不要？”“利不是不好。”“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朱子語類》，卷36，P949，中華書局，1986年）這說明，人只要活在世上，都離不開利，利是人生之所需，因而是好的。但是，必須按正義原則求利。如果拋棄了正義原則，就會追求不正當的利益，甚至“唯利是圖”，無所不用其極。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就是這個意思，意在強調正義原則的重要性，絕不是反對利。
正因為如此，儒家在談到利益關系問題時，總是最先提出義，作為首要原則，強調必須在正義原則之下處理利益關系，而不是相反，只謀利而不顧義。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見利思義”，而不是“見利忘義”只有見到利，才有義與不義的問題。儒家有時只談義而不談利，則其中必然蘊涵著利，這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能遵守正義原則，有些人只謀利而不顧義，甚至不擇手段去謀利，因此才有君子、小人之分�？鬃铀f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就是指此而言的。儒家承認，有無義之利而無無利之義，義總是和利聯系在一起，利卻可以獨行其事。義的本質就是解決利益關系問題，因此是在利益關系中存在的，是利所遵循的原則。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只是按正義原則獲取正當利益，并不是拒絕利；小人則只要利而不要義。這里的君子、小人，是從道德人格上說的，不是從社會地位上說的，由義而行者是君子，唯利是圖之人是小人。百姓之中有君子，居上位者也有小人�？鬃�、孟子對某些人的批判就是很好的例子�？鬃右簧巫尾痪�，到處奔走，就是為了“行道”、“行義”，其中包括貫徹儒家的正義原則。“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論語×微子》）明知行不通，還是要堅持。為什么？因為義是普遍的正義原則。任何社會都不能沒有正義原則�？鬃又赃@樣做，就是為社會建立道義原則，亦即正義原則，并以自己的行動體現這一原則。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社會是發展的，但是有了正義原則，便可以行之久遠。后來的儒家說，“孔子為萬世立法”，就有這層意思。
儒家認為，只要符合正義原則，求富貴就是正當合理的，是符合人性的�？鬃诱f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如果能致富，做一個“執鞭之士”即卑賤的職業，我也能夠去做。這說明，求富本身是很正常的，也是正當的，問題是怎樣求富？按什么原則求富？孔子的回答是：“合義”，即必須符合正義原則。如果不顧或違反正義原則去求富，這樣的事決不能做。“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用不正當的手段去求得富貴，這對我來說，就像過眼煙云一樣不足道。
孔子不僅認為，求富貴，是人的正當欲求，決不能否定，而且提倡一種“富民”政策，使人人能夠過上富裕的生活。他到衛國，看到人口眾多，學生冉有問道，人口眾多，該怎么辦呢？孔子回答說：“富之。”富了又怎么呢？回答說：“教之。”（《論語×子路》）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主張。認為儒家思想阻礙社會經濟發展，反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現代化之類的看法，完全是錯誤的。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問題只在于如何致富？要求之有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這里所說的“道”，是指道義，亦即正義原則。義是從屬于仁的，儒家的正義原則，是在仁愛這個總原則之下的正義。欲富貴而不欲貧賤，這是人之常情，不僅應當滿足其求富貴的欲求，而且要有政策上的保證，創造有利于富足的條件。但是，只能在正義原則之下去發展，絕不能盲目地球發展，更不能以破壞正義原則的方式去發展。
有人會問，儒家有正義觀嗎？我們說儒家所主張、提倡的義，就是正義原則，足以承擔這樣的功能。儒家的正義觀，不是建立在“社會契約”的理論之上，不是以“客觀理性”的形式出現，但它有普遍人性的基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任何社會都需要的，也是任何社會都適用的。這種正義觀，不是功利主義的目的論，即不是以滿足最大利益為目的。但是，確有目的論的意義。它也不是神學目的論，是以至善為目的追求，即人性的自我完善，義即體現了善的目的。義以善為自身的價值，人生應當以義為目的，不應當以利為目的。人的生命雖然離不開利，但義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人生的幸福即在于此義的普遍實現，就是正義倫理的最高成就。為了實現以善為目的的正義原則，可以放棄個人利益。當正義原則與某些利益發生沖突時，寧可堅守正義而犧牲利益甚至生命，這就是孟子所說的“舍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這當然是很高的人生境界，但也是最基本的人生準則。將善與正義原則統一起來，賦予正義以善的價值，正義就不只是一種社會倫理，而且是人生意義的真正體現，人不只是社會的人，而且是實現社會正義的主體。這是理想主義的正義觀，它將正義倫理提到一個更高的程度，為人類正義指出了一條發展方向，避免了工具主義的羈絆
儒家的正義觀，就其實際意義而言，可從兩方面去說。從一方面說，利于他人、利于社會、即促進和實現他人和人民的正當利益者為義。正如《周易×文言傳》所說：“利物足以和義。”這里所說的“物”，主要是指人，廣而言之，是指社會群體，但是也包括自然界的“萬物”（主要是生命之物）。“利物”就是有利于社會群體，增加社會群體的利益�？鬃犹岢�“富民”政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可稱之為“均富”政策。此外，根據儒家“仁民愛物”的學說，其中包含維護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這與那種只以人或人類的利益為中心的正義學說是不同的，這是儒家廣義的正義觀，即生命關懷層面上的正義觀。這是儒家正義觀的重要特點之一，它是建立在維護一切生命權利的基礎上的。一切生命都有生存的權利，應受到公正的待遇，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生命是平等的，儒家的“利物足以和義”的正義觀，體現了生命的平等觀。這當然不是說，人與萬物之間沒有差異，人類的利益居于首要地位，這是毫無疑問的，儒家的“愛有差等”，就包含了這層意思。這里，義和仁是聯系在一起的，稱之為“仁義”。仁是最高原則，義是仁在權利義務方面的體現。但是，恰恰是這個方面，往往被人們忽略了。
義也就是宋儒所說的“公”。生物“公私之辯”，就是“義利之辯”。這是堅持公利還是私利的問題，并不是否定利。所謂“公利”，不是 某些人所說的公有財產，即公有制；是指社會群體的公眾利益，對社會全體都有利；所謂“私利”，是指個人一己私利，即只顧一己之私而不顧社會公利甚至危害公共利益。“私”是對“公”而言的，是指危害社會群體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己之私，不是指正當的個人利益，這一點要區別開來。如果有人以正當手段致富，即符合正義原則而致富，儒家是不僅不反對，而且是提倡的。這里，手段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義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其實，所謂“公利”，就是以群體中的個人利益得到滿足為衡量標準的，絕不是“國富民窮”式的所謂“公”。
義還包含一層意思，就是公平、公正，這也是“公私之辯”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人與人之間要本著互相尊重的原則，平等對待，無論是物質方面，還是行為方面，要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則，不能有欺詐行為，“所守之正”（朱熹：《孟子集注×盡心上》），“正”就是公正。就國家而言，要公正地對待人民之間的利益關系，所謂“一碗水端平”，國家才能安定。這就要求治國者首先要“正其身”（《論語×子路》），并且要創造一個公正的社會環境，有相對而言的平等機會。所謂“相對而言”，是說中國古代社會有等級制。上古時期是等級制，個人的利益由社會地位決定。中古以后，社會等級有所變化，但政治等級依然存在，不過有一定的范圍。在古代中國，政治平等未能實現，但是，人民有相對的社會平等。儒家的正義原則，雖不能離開當時的政治環境，但是，并不完全受政治條件的限制，其中包含某種普遍意義。其積極意義就在于，提供一個公正的價值標準，依此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機制，通過各種法令使社會群體中的成員，獲得正當利益。這是理想主義的，但卻是社會接受的，其普遍意義至今仍有價值。
“公”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公正、公平，這是正義原則的具體體現。對個人而言，要公而無私，對人對己，都要處以公心，不能為了私利而損害公正原則。對國家而言，要從公正原則出發處理人民的利益關系，不能有任何偏私，更不能利用權力，為官員的個人利益或少數人的利益而損害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要維護這種政治倫理，主要靠監察制度，但這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靠統治者和官員的道德修養，但缺乏法律的保證。在現代社會，利益關系非常復雜，除了道德修養，還必須建立法治，以保證公正原則的實行。如果說儒家的正義觀，有什么不足的話，就是缺乏制度上的保證。我們在繼承儒家思想時，應當賦予時代內容。
從另一方面說，按儒家正義原則的要求，不能限制和妨害人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要創造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和條件，讓人民在正義原則之下自由發展。這是一種廣義的社會自由。有人認為，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人民沒有自由。就歷史層面而言，人民確實沒有政治自由，但是有相對的社會自由，儒家反對“恃強凌弱”，更反對統治者的“聚斂”和“苛政”，對于社會的弱勢群體，表現出極大的同情。這都是正義原則的重要方面。就哲學層面而言，儒家的正義原則，其實際體現就是“無所為而為”。這并不是無作為，而是順應義的原則而為，即不是為了某種特定的功利目的或利益，而是為了正義的普遍實行。有了正義原則，人民知道如何滿足他們的需要和利益，社會（包括政治），只需要維護這個原則。這同道家的“無為而治”有相近之處，但儒家明確主張，義的原則是其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積極的。
儒家的正義觀，在現代社會有重要的實踐意義。首先，它是在仁即普遍的生命關懷之下的正義，主張“以人為本”，而且包含了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關懷與公正對待的原則，因而是一種廣義的正義觀。其次，它以善為自身的最高價值，重視人的全面發展，視人為目的，而不是工具，這就避免了工具主義（包括理性的工具）的侵害。這兩點，是現代正義論所缺乏的。 (責任編輯：北辰星) |